黄文华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

华中科技大学是怎样的一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简称 华中大 ， 亦称 华工 、 华中科大 ；创立于1953年，位于武汉喻家山麓，东湖之畔。为中国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涵盖理、工、医、文、管等多学科，是一所理工和医学实力强大，其它方向皆有专长的综合性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目前是中国规模最大、水平一流的高等学府之一，是首批列入中国“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最成功大学之一，被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 历史沿革 华中理工大学 1953年10月15日，由老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电力部分合并组成 华中工学院 。设有武昌本部、长沙分部、南昌分部和桂林分部。同日在武昌本部举行了开云体育官方网站华中工学院成立大会。 1953年10月24日，长沙分部举行开学典礼。 1954年分部开始搬迁到武昌总部的工作，8月中旬搬迁完毕。 1955年6月，国务院的正式任命查谦为华中工学院院长，彭天琦、刘乾才、朱九思为副院长。 1960年，华中工学院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1966年-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华中工学院相对较好的保护了一批理工类专家学者，为日后的腾飞打下基础 1980年，华中工学院创办中国语言研究所，建立英语系，向综合性大学转变 1984年7月13日，华中工学院成立研究生院 1988年1月，华中工学院改名为 华中理工大学 2000年5月，华中理工大学中文名称改为 华中科技大学 ，英文名称不变。 2003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迎来五十周年校庆大典。 同济医科大学 1907年10月1日， 德文医学堂 在上海成立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 同济德文医学堂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 1917年4月23日，同济医工学堂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1924年5月20日，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更名为同济医工大学 1927年8月，同济医工大学更名为 国立同济大学 1950年2月，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和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合并后新成立的学校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卫生系学生及部分教师调整来汉与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师生合并，建立了卫生系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名为 同济医科大学 2000年6月，同济医学院更名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迎来百年院庆。 新的历史时期 2000年2月28日，科技部干部管理学院并入华中理工大学；5月26日，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华中理工大学中文名称更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为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原同济医科大学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为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 2003年10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隆重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典，并同时庆祝原同济医科大学建校96周年，原武汉城市学院建院51周年。 到目前为止，通过购并周边土地和大规模的建设规整，学校主校区已经同东校区成功融为一体，目前学校拥有主校区与同济校区两个校区。 历任校长 查谦 朱九思[1]（1975~1984） 黄树槐[2]（1984~1988；1988~1993 期间华中工学院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 杨叔子[3]（1993~1997） 周济[4]（1997~2000 期间华中理工大学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 樊明武[5]（2001~2005） 李培根[6]（2005至今） 学校现状 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门 学校主校区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校园总面积近452万平方米。同济校区位于汉口航空路13号。 学校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11大门类。设有本科专业78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4个，硕士点248个，博士点17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9个。其中29个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建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9个。另外有1个国家实验室（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 学校现有教职工13000余人（其中附属医院职工5000余人）。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0人，博士生导师610人，教授1016人，副教授1348人。在校学生7万余人，其中研究生20000余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560人。 综合办学实力和整体水平居全国重点大学前列。拥有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华中地区网络中心、中国光电国家实验室，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武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及大量装备先进的教学、科研用现代化实验室。拥有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图书馆三座，馆藏图书368万册。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及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七研究所等著名科研单位组成。旨在通过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型科研平台，推动中国光电子信息领域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和产业发展。 “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项目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承担，根据计划，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五年后将建成与美、法、荷、日并列的世界五大稳态强磁场科学中心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将在武汉建成与美、法、德并列的世界四大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之一。 国家级重点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现有7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按非覆盖算法，共有29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生物物理学、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学、热能工程、工程热物理、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光学工程、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水利水电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内科学（呼吸系病）、外科学（普外）、妇产科学、内科学（血液病）、外科学（泌尿外）、麻醉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华中科技大学目前7个一级学科覆盖的二级学科数为25个，在非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中的二级学科重点学科（内科学、外科学按三级学科）还有15个。 院系设置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经济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础医学院 药学院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法医学系 护理学系 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院 外国语学院 人文学院 哲学系 中文系 政治教育系 社会学系 历史研究所 法学院 体育部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文华学院（普通本科独立学院） 武昌分校（普通本科独立学院） 大学生艺术团 网络与计算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第一临床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第二临床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熊十力简介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熊十力

熊十力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反对文革，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熊十力照片(10张)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为"明心"、"明宗"；以喻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现免试经推荐去德国深造。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编辑本段哲学观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中国近现代较有名的哲学家

冯友兰

1、人物生平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编辑本段]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2·视野开阔。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风范。3·文体畅晓。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读冯先生的书，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西人言，文体畅晓，其智乃见（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综此三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恐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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